作者賴建誠（《经济史的趣味》lai@mx.nthu.edu.tw, www.nthu.edu.tw），1952年生，巴黎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博士。清華大學經濟系教授，專攻經濟史、經濟思想史。
陈水扁先生当选台北市长后，宣布要禁绝色情业。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没有人真的认为这件事会成功，知道只会让色情地下化、管理困难化、性侵害严重化。《庄子․胠箧》内有几句话，可用来评论这种做法：「圣人生而大盗起，圣人不死，大盗不止。」烟（毒品的通称）赌娼这三件事，古今中外皆有，这种与人类同生死、共存亡的事，怎么可能一声令下而禁绝。
烟赌娼不能禁绝，只能走向良性管理，我觉得荷兰的色情业管理很好。1980年代初期，我常有机会去荷兰，熟悉阿姆斯特丹火车站附近的红灯区。各国的观光客都有，男女老少结伴观赏橱窗女郎，没有难为情也没有尴尬。不同肤色、各种年龄的性工作者，每人有个房间，内有暖气，穿三点式，灯光柔和诱人。消费者从落地窗看好对象，礼貌地推门进去谈价钱。成交后放下窗帘，路人会心一笑；若没成交，礼貌地说声再见。
我的意思就这么简单：台湾有限的警力，不要花精力抓烟赌娼，愈抓愈多，愈抓愈勾结。不要拿道德来评断烟赌娼，那是基本人性，公开化、透明化、管理化之后，对社会的好处一定胜过禁绝化、地下化、污名化。
以下是荷兰把爪哇（印度尼西亚）鸦片公营化的成功故事，我很同意作者的结论：把毒品交易公开化，或许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不道德。毒品公开化就像荷兰的色情业：供需地上化、价格合理化、管理政府化，反而会使整体吸毒量减少，这才是终极目的。
荷兰东印度公司（VOC）从17世纪初起，就在东南亚活动。1640年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马六甲海峡之前，VOC的贸易规模很小。1640年之后，VOC就从印度买鸦片，卖到Batavia（现今雅加达）。鸦片的利润很高，但VOC无法深入印度尼西亚内地，1677年时和爪哇王谈条件：VOC有鸦片专卖权，若爪哇王要打仗，荷兰人就挺他。签了这个约之后，鸦片的销售量倍增。到了1795年，荷兰和英国战争，切断了鸦片的来源，VOC在四年后的1799年宣告破产。
1806年，荷兰东印度政府（Dutch East Indies government）自己进口鸦片，拍卖给各地方政府，由中间商加工后，卖给各地零售商。从下面的表格可以看出，鸦片收入对殖民政府财政的重要性（金额单位是百万荷兰盾guilder）。
年代 殖民收入 殖民支出 盈亏 鸦片收入
1816-1835 497 527 -30 46
1836-1875 3,845 3,067 808 329
1876-1915 6,393 6,686 -293 712
1816-1915 10,765 10,280 485 1,087
我们只需看最下面那行：1816-1915这一百年间，殖民爪哇的总盈余是485百万盾，如果没有1,087百万盾的鸦片收入，殖民政府就要亏损将近600百万（即6亿）盾：鸦片是爪哇政府的金鸡母。
前述的鸦片营销体系，基本上是「政府进口、民间经销」，以课税为主旨（tax-farm）。殖民政府一方面想禁鸦片（因为有害健康），二方面又想大赚黑心钱，在政策上就摇摆不定：又想提高鸦片价格来抑制消费（以价制量），这是好事；但提高价格又会减少收入（这是坏事），也会诱使更多的鸦片走私（也是坏事）。同一时期，英国和美国都有反对买卖鸦片害人的浪潮；荷兰国内在1890年有过一次大争辩，至少有十位国会议员主张全面禁绝。
在诸多压力下，殖民地的鸦片制度重新调整，由鸦片局（opium regie）独占进口、提炼、销售的管道。做法是政府供应鸦片，价格统一固定，目的是打击走私、减少犯罪、降低贪污、减少消费量，维护殖民地区的健康。这套做法其实是法国人想出来的，1881年在中南半岛实施，由政府提炼后卖给大盘，再由地方零售商经销。荷兰记取法国失败的原因，排除当地华人介入当中盘商和零售商，改由政府人员从头到尾全程主控。
1893年荷兰国会批准鸦片局正式运作，设在财政部之下。1894年9月1日先在爪哇沿海外的Madura岛试办成功后，在爪哇逐区试行。鸦片局经过十年努力，在1903-4年间，才全部掌握殖民地的鸦片产销体系。1905年时，鸦片局共有630位工作人员，1913年时超过1千人。主要的成果是：质量统一化，走私大幅减低，消费者要先登记（执照化）才可购买。
具体的成果有哪些？(1) 1895年鸦片局成立前，鸦片消费量每年约4万公斤，鸦片局成立十年内，消费量大减到3万公斤。(2)每公斤的鸦片价格，从800盾左右降到5百多盾。(3)查获的走私量与查获次数，都锐减到原先的1/5。(4) 鸦片局供应的质量提升，价格稳定，市场纠纷减少。(5)鸦片局不以利润极大化为目的，销售的同时也举办减少鸦片消费的活动。
如果我们能从历史学到一点「教训」，荷兰在爪哇的鸦片政策告诉我们：不要禁绝烟赌娼，那是不可能的事。为什么不干脆公开化，让大家看个清楚，让政府把这三大产业纳入管理，让它们「去污化、地上化、证照化」。荷兰的鸦片政策告诉我们，这些原本「见不得人的商品」，在公营管理之后，总消费量会减少，价格会下跌，走私会减少，质量更可靠。
参考文献
van Ours, Jan (1995): “The price elasticity of hard drugs: the case of opium in the Dutch East Indies, 1923-38”,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, 103(2):261-79.
van Luijk, Eric and Jan van Ours (2001): “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policy on grug use: Java, 1875-1904”,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, 61(1):1-17 [For comment and reply, see 2002, 62(4):1116-25].
van Luijk, Eric and Jan van Ours (2002): “Drug use and drug policy”,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, 158(4):576-93.
没有评论:
发表评论